10月14日，《中国书法报》“理论版”刊登了我馆刘小龙题为《王雪樵文艺成就及当下文化意义》一文。该文从士人精神、文章翰墨、守正创新等三方面，从艺术史层面深度阐释了“塞上书家第一人”王雪樵的艺术成就及守正创新的文化意义。

王雪樵嫡孙武广韬，1981年毕业于我校化学系，现为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。先后获“全国优秀律师”“陕西省首届十佳律师”等荣誉称号。曾任榆林市四届人大代表、法制委员会委员、陕西省六届律协副会长、榆林市四届律协会长等。有数十篇学术文章发表于省级以上专业期刊。同时也是我校兼职教授。他深受祖辈父辈家国情怀的影响，作为母校学子，长期关心支持母校发展，积极热心参与学校公益活动并多次捐赠图书。

刘小龙老师对乡贤王雪樵的深入研究，既是自觉践行我校“立足榆林、研究榆林、贡献榆林”的办学理念，也是校友与母校长期互动，共同挖掘保护地方优秀文化资源的合作成果。在此转录《中国书法报》所刊论文如下，以飨读者。

王雪樵文艺成就及当下文化意义

刘小龙

王雪樵（1894--1939），神木县人，名光荫，字雪樵，号雪山樵夫、右军之裔，1913年就读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（北京法政大学）。曾任府谷县麻地沟县丞、陕西省长李根源秘书、北洋政府农商部主事等职。1923年底退隐家乡。1928年以神木驻军骑兵师长高志清代表名义驻南京、西安等地。1930年返回家乡隐居。1937年供职于内蒙古沙王抗日政府。1939年病逝于扎萨克旗。他以非凡的艺术成就，被誉为“塞上书家第一人”，与当时的三原于右任（1879—1964）、榆林李棠（1865—1924）并称民国陕西“书坛三杰”。

一 士人精神作筋骨

王雪樵身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其一生行藏出处，固然与时势有关，但主要还是取决于个人操守及对人生价值的追求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他内在的士人精神使然。在中国文化史上，士人精神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，可以用于很多人，当然也可用于王雪樵，而且在他身上体现明显，有迹可循。对于士人精神在个体身上如何表现，有学者这样解释：“更多的则是生平无奇节可纪，但在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时刻，良知呈露，每发为不平之鸣”（余英时《士与中国文化》）。这种说法甚有道理。1916年9月，尚在北京读书的王雪樵，鉴于陕西当时哀鸿遍野、民不聊生的社会惨状，和“旅京公民”、报业宗师张季鸾等16人，联名公开通电，与陕西国会议员遥相呼应，泣血拥戴陕西省长李根源“尅日莅秦，以维陕局”（《民国日报》1916年9月10日第7版）。1926年，由他执笔书丹的《定臣先生之墓志铭》，开首即以“士”来定调：“士得一知己，可以无憾矣”（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《中国历代经典碑帖•王雪樵卷》）。1937年，国难当头，值此民族危亡之际，怀抱“更倾东海洗乾坤”之志的王雪樵，毅然决然奔赴内蒙古扎萨克沙王抗日政府，临行前书赠堂侄王既佑：“得志当为天下士，问心终愧世间人。”再次明确以士自居。随后又在神木二郎山浩然亭题联：“浩充天地形影外，然爱风云变化中。”同样化用孟子养气之说来表明心迹。可以说，就是在这种士人精神的驱使下，他在内蒙古沙王抗日政府任职期间，竭忠尽智，废寝忘食，参与保护成吉思汗灵柩西迁，从而挫败了日本侵略者意欲蒙汉分治的阴谋诡计。

士人不平之鸣的方式多种多样，除了参与具体的社会政治活动之外，韩愈认为诗词文赋皆其类也（《送孟东野序》）。书为六艺之一，无疑也属士人“鸣”之方式，由于内中蕴含着个人的精神情操及价值判断，故而古代书家轻易不与他人作书。黄庭坚自言书作“不可与凡子”（《书自作草后赠曾公卷》）。文征明之书画，“富贵人不易得片楮”（《明史》卷287）。王雪樵秉性耿介而平和，与人书翰不以尊卑论，非其人不予。1927年，陕北镇守使井岳秀（1878—1936）庆贺五十诞辰，欲使寿宴生辉，特遣人从榆林携重金赴神木请王雪樵作书，但遭雪樵婉拒：“字不卖钱。恕难从命！请复井大人：是手为父母所生，先师所工，非井镇守使然”（武绍文《樵子文存》）。正所谓“举中于理，则强梁褫气”（《后汉书•党锢传》）。来人无果而反。此虽小事一桩，也可略窥王雪樵的风骨气节。然而对于求书索字的亲戚友朋，则往往来者不拒，甚至主动赠送，以表情谊。十年之后，当他启程北赴内蒙古沙王政府时，手书清人张问陶诗二首以赠侄子王既佑。其一云：“不妨衣食老风尘，诗酒清寒骨肉真。留得千年遗像在，儿孙须仿画中人。”亲友祖道饯行之际，此等凡夫俗子的呢喃细语，固然与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慷慨激昂大不相同，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对亲人的无限眷恋，对后嗣的殷殷希冀，以及当中蕴含的悲凉决绝之意，即便今日读之，亦足令人动容。

古人翰不虚动，下笔有由。颜鲁公赠卢仓曹“十馀纸”，是对患难真情的回馈（《卢仓曹帖》）。黄庭坚多次书魏征《砥柱铭》给甥侄友朋，也皆各有深意，要么勉励，要么教导，绝非泛泛为书而书。尤其是他书嵇康之诗赠侄子黄榎，既教子弟作诗之法，又示做人之道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家风家教的优良典范。他在该诗跋语中提出的“临大节而不可夺”（《书嵇叔夜诗与侄榎》）的说法，更是成为激发历代士人砥砺气节的名言警句。王雪樵赠送亲朋好友书作，意盖有在。比如他曾书“子固精神坡老气”的楹联（戴复古《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》），就含有自勉及勉励他人效仿前贤的深意。东坡一生“忠规谠论，挺挺大节”（《宋史》卷338），虽颠沛流离，然愈挫愈韧，志不少衰。这种坚忍不拔的士人精神，必然对他有很大影响。加之王雪樵学习碑版二十年，桓、灵时的《乙瑛》《礼器》《史晨》《曹全》等碑，不仅是东汉分书的代表，当时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的清流士风，更是中国历史上追求光明正义的光辉篇章（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）。这些儒家文化长年累月地滋养，无疑塑造着他的内在精神。他前后两次归隐，从北京、南京这样的大都市回到偏远闭塞的黄土高坡，精神落差可想而知。但他并没有消沉，一面在家乡积极从事教育，宣传新文化新思想，一面依然时刻关心时势大局。1926年11月，他应国民联军驻陕西总司令于右任之邀，历尽艰辛赴西安参加庆祝解围游行大会并榜书会额，其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及笔力遒劲的高超书艺，得到冯玉祥、于右任及其他名流的高度赞赏。至于1937年投身抗日事业，乃至捐躯塞外大漠，则更是士人精神的生动诠释。

二 文章翰墨两相宜

王雪樵书赠朋友“学苏韩纵横文章”，从中表露了他作文以唐宋为法的旨趣。惜乎其身处乱世，书房曾遭日机轰炸，文章多被毁弃，又加英年早逝，故所作诗文存世有限。作于1932年的《重修古佛洞碑记》，是他留下为数不多的散文佳作之一。该文是他从南京归来，受驻守神木骑兵师师长高志清邀请所作，记叙修缮神木古佛洞的原委。全文约六百余字，大体可分三段：首尾两段记叙佛洞的位置、状貌、兴废缘由；中间一段写景抒怀。在中国文学史上，以“记”为题的散文名篇不胜枚举，唐宋两朝尤甚。唐人往往借“记”抒怀，怒而不怨，哀而不伤，但有时不免给人顾影自怜之感。比如元结《右溪记》，先叙溪水美景，后则以“无人赏爱，为之怅然”来抒发不得志的情怀。同样，柳宗元《小石潭记》则以“凄神寒骨，悄怆幽邃”来衬托内心的凄苦孤闷。即便韩文公的《山石》，看似诗歌，实乃游记，在描写惠林寺的美景中，也要加入“人生如此自可乐，岂必局促为人鞿”的感叹。而宋人往往借“记”发论，范文正“先忧后乐”的《岳阳楼记》尽人皆知。苏舜钦《沧浪亭记》及苏辙《黄州快哉亭记》两篇名文，也是在写景之外加入议论，以之代替抒情。

王雪樵《碑记》中的写景抒情一段，与唐人的言外之意和宋人的话外之论皆有不同，而是将情景物我融为一体，由此而成的天人合一境界，读之令人陶醉。他在记中说：

余湖海归来，养疴于斯，抚景枨触，百感交集。落成之日，凭栏四顾，驼峰西峙，龙眼北拱，窟野蜿蜒如修蛇奔环。槛外遥望，杏花滩浓荫青葱，扑人眉宇也。俯瞰城市，房屋栉比，烟火万家也。少顷，月出于斗牛之墟，虫声唧唧，凉气侵人，则又有雕栏曲室，焚香静坐，诵《秋水》一篇，盖不知其天上人间也。

山水草木，万家灯火，秋虫明月，雕栏石室，眼望耳闻身感，一幅塞外北国的天上人间秋景宛然在目。品读其文，不仅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，而那种超越个体荣辱得失的生命意识，通过庄子之文，与高悬头顶深邃永恒的无限宇宙有机交融，如盐入水，无迹可寻，不禁让人想起张孝祥（1132—1169）的《念奴娇•过洞庭》：

洞庭青草，近中秋、更无一点风色。玉鉴琼田三万顷，着我扁舟一叶。素月分辉，明河共影，表里俱澄澈。悠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说。

应念岭海经年，孤光自照，肝肺皆冰雪。短发萧骚襟袖冷，稳泛沧浪空阔。尽挹西江，细斟北斗，万象为宾客。扣舷独啸，不知今夕何夕。

此词是张孝祥遭谗落职，于乾道二年（1166）自静江北归途中所作。虽然二人所处时代悬隔，官职有别，且北方大漠雄关与江南湖光山色自然景观不同，但高天厚地一轮秋月照耀下的个体，对人生际遇及宦海沉浮的生命体悟，盖不因时之古今地之南北而有太大差异。从个体遭遇及文词意境来品味，文体不同的两者在抒发情感方面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除了文章学习古人外，王雪樵作书更是取法前贤，自治私印两方：一曰右军之裔；一曰右军后裔。书宗大王之意甚为明显。他之所以推崇戴复古“子固精神坡老气”的诗句，除了服膺东坡的才情气节外，盖与当中蕴含的学书之道不无关系。曾巩字子固，其《墨池记》云：“羲之之书晚乃善，则其所能，盖亦以精力自致者，非天成也。然后世未有能及者，岂其学不如彼邪？则学固岂可以少哉？”勤能补拙，学书尤为如此。诚如孙过庭所言，“盖有学而不能，未有不学而能者”（《书谱•序》。凡事皆然，此乃自然之理。明清之际的书法大家王铎，对右军父子顶礼膜拜，自言“予书独宗羲献”，心摹手追，勤学苦练，“一日临帖，一日应请索”。即便如此，他依然认为自己做得远远不够，“假年苦学，或有进步耳。”王雪樵于书法同样苦心孤诣，经常对弟子言：“天分聪明者，也需垛两三房纸练字。”他曾为山西朋友作字而谢绝润笔，对方专程将八垛纸由忻县运至神木相赠，大约数万张。每日清晨，王雪樵临池之后才开始盥洗，十数年如一日，其勤如是。

他不仅痴迷以大王为代表的法帖，同样也潜心碑版，铭其砚曰：“余浸淫秦汉六朝碑碣廿年，此石有劳焉。”他对碑版的学习，固然与其个人爱好有关，也与清末魏碑兴盛不无关系，尤其是他曾在北京、南京、西安等文化荟萃之地供职，受时风影响在所不免。但从其书法实践来看，他对清代包康鼓吹的魏碑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。他虽言“秦汉六朝”，实则重在秦篆汉分，经常以“雁不双飞，蚕不并列，岭断脉连，干枯神完”来教导学书的弟子（《樵子文存》）。从王雪樵1928年书丹并镌刻于榆林红石峡摩崖的《悼念孙岳记》来看，一派魏碑风貌，与同年由上海沈尹默书丹的纪念孙岳《孙禹行墓志铭》（《书法》2025年第3期）所体现的北碑气象遥相辉映。但从刻于1932年的《重修古佛洞碑记》来看，则完全是汉代雍容典雅的分书面貌。钟明善先生《汉魏风骨笔底参—读王雪樵先生书法》一文认为，《重修古佛洞碑记》是其学古的代表作，“倘置《华山》《史晨》之间亦毫无逊色。”洵为的评。近代著名学者马宗霍认为：“碑学不囿于唐、魏，而能远仿秦篆，次宗汉分，斯则所谓豪杰之士，固将移俗而不移于俗者”（《书林藻鉴》）。诚哉斯言。王雪樵就是这样的，他以秦篆汉分为根本，而参以魏碑及帖意，熔铸之后而成一家之体。

三 守正创新启后学

书论家往往崇尚书法的篆籀笔意。虽说“篆籀笔意”目前尚未有准确的定义，但体现中国文字的“六书”之义及书法的“中锋”用笔这两个关键要素应当包含其中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书法作为艺术，就要体现汉字的独特文化属性及书写时的笔力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书家方可依据个人禀赋、才情、学养、情操等因素形成的综合素养，通过书法的形式来“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”（《书谱•序》），甚至成家成派。王雪樵对此有深刻的认识，他曾说：“篆隶具用筋骨血肉，颜柳欧赵仅具某一点。要在筋骨的基础上长自己的肉，要脱俗，独创一家，方有归属”（季风《追忆一代人杰书法大家王雪樵》见2022年8月19日《阳光报》）。这种建立在追根溯源、强基固本基础上的守正创新、“独创一家”思想，不仅是他魏隶融合个人书风背后的理论支撑，也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“通变”（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）思想在个体身上的具体反映，对当今书法文化传承具有很大启发意义。

《易》曰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。变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必然规律。创新是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。但是，只有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。纵观中国书法史，北宋或许是求新求变意识最强的时代，欧阳修、苏轼等人都主张新变，但反对那种违反规矩法度的怪异之变。欧阳修认为，“书虽末事，而当从常法，不可以为怪”（《与石推官第二书》）。尽管苏轼作字以“不践古人”为一大快事，自言“我书意造本无法，点画信手烦推求”，但对于黄庭坚那种不合法度的大草狂草，则将之比作霍去病“穿域踏鞠”来批评其“不学之过”。而黄庭坚自己也承认学习前人的重要性，“诚有意书字，当远法王氏父子，近法颜（真卿）、杨（凝式），乃能超俗出群。”沈括（1031—1095）针对当时“自成一家”的论调，从哲学的高度上进行深刻辨析：“尽得师法，律度备全，犹是‘奴书’，然须自此入。过此一路，乃涉妙境，无迹可窥，然后入神”（《梦溪笔谈•补笔谈》）。依据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，将书法的守正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阐发殆尽。

书家要到达真正的“变”，就要正确认识熟与生、融与化的关系。“熟”是通过“尽得师法，律度备全”得来的，这是一个漫长的量变过程，绝不是一蹴而就的。苏轼说：“作字要手熟，则神气完实而有馀韵。……学书如溯急流，用尽气力，船不离旧处。”（《记与君谟论书》）在苏轼看来，只有熟才能使字有神气韵味，但熟又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达到的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中国书法的两大要素是用笔与结字。赵孟頫说，“笔法弗精，虽善犹恶；字形弗妙，虽熟犹生。”董其昌早年力诋赵孟頫作字圆熟，但在晚年则极为推崇：“至于用笔用墨文敏所谓千古不易者，不如是何以名喧宇宙也”（《容台集•别集》卷三）。董其昌通过数十年的实践，最终认为要掌握前人所谓“屋漏痕”“折钗股”笔法，就必须从“圆熟中求之”。傅山说，“写字不到变化处不见妙，然变化亦何可易到？不自正入，不能变出。……笔不熟不灵”（《傅山论书画》）。所有这一切都说明，书法只有充分继承前人才能自开生面，否则就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恰如吴小如先生所言：“只有对艺术资产掌握得最全面，理解得最透彻，继承得最认真的人，才有资格谈革新创造。才能独树一帜，别开生面，自成馨逸”（中田勇次郎《中国书法理论史•序》）。王雪樵之所以能够形成“魏隶融合”的鲜明风格，就在于他“浸淫秦汉六朝碑碣廿年”，由熟而生，不落蹊径，不随世俗，而能新意时出，自成一家。宜乎被人誉为“塞上书家第一人”。

（刘小龙：榆林学院业务单位党总支书记、图书馆副馆长、陕西省社科联特聘研究员。）

据悉，《中国书法报》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与书法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国家级文化艺术专业期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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